1867年，清朝同治六年，此时的大清王朝正处于艰难的变革时期。一方面，国内历经太平天国运动等诸多动荡后，社会经济亟待恢复重建，传统的秩序虽在努力维系，但已出现诸多裂痕；另一方面，洋务运动正逐步开展，洋务派们积极创办各类新式企业、学堂，试图通过引进西方的技术、知识来增强国家实力，抵御列强的侵略。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传统科举制度与新兴的新式人才培养方式之间产生了激烈的争议。科举制度作为传承多年、选拔人才的重要途径，深受守旧派的维护，他们坚信其能为国家选出饱读诗书、遵循传统礼教的栋梁之才。而洋务派等有识之士则看到了西方先进科技背后人才培养模式的优势，认为要改变国家贫弱现状，必须培养掌握新式知识技能的人才，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这场争议也影响着众多读书人和有志之士的命运与选择。
据《同治朝人才培养争议录》记载：“六年，朝堂之上，关于传统科举与新式人才培养之论争日盛。守旧派以科举乃国之根本，关乎礼教传承、文人仕途，若轻改，则动摇国本为由，力保旧制。洋务派则称，西人凭技艺、新学致强，吾国欲自强，当效之，兴新式学堂，授天文、地理、格致等西学，育实用之才，二者争执不下，坊间亦热议不断，学子皆彷徨，不知何途方为正路也。”从这段文献资料中，能清晰地感受到当时争议的激烈程度以及人们面对这两种不同人才培养路径时的迷茫与纠结。
阿才，是个性格执拗又有些倔强的年轻人，一旦认定了什么事，就很难被别人的意见所改变，九头牛都拉不回来。不过，他也有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头，遇到困难从不轻易退缩，总是想尽办法去克服。阿才出身于一个普通的书香门第家庭，自幼便在父亲的严格教导下诵读经典，研习诗词文章，一心想着通过科举考试来光宗耀祖，改变家族的命运。可随着外面关于传统科举与新式人才培养争议的声音不断传入耳中，阿才原本坚定的内心也开始有了动摇，陷入了深深的困惑与挣扎之中，这一年对他来说，注定是充满波折与抉择的一年。
这一年初春，阿才像往常一样在家中苦读，准备着即将到来的乡试。他每日鸡鸣而起，挑灯夜读，将那些四书五经背得滚瓜烂熟，文章也写得越发流畅工整，父亲看着他如此用功，满心欣慰，觉得阿才这次乡试必定能高中，为家族争得荣耀。
然而，有一天，阿才去城里的书局买书时，偶然听到几位文人在茶馆里争论着科举与新式学堂的事儿。一位年长些的先生皱着眉头说道：“这如今啊，洋人的那一套学问都快把咱老祖宗的东西给挤没了，什么新式学堂，学那些奇奇怪怪的天文地理，哪有咱们科举考的经史子集来得正统，这要是都去学那些，国家的根基可就不稳咯。”
另一位年轻些的书生却反驳道：“先生此言差矣，您看看如今洋人凭那些先进技术，把咱们打得毫无还手之力，咱们若还是只抱着科举不放，不培养懂新式学问的人才，何时才能自强啊？”
阿才听了他们的争论，心里不禁“咯噔”一下，他此前一心扑在科举上，从未认真思考过这些问题，如今听来，觉得双方说得似乎都有道理，一时间，心中满是疑惑，买书的心思都没了，便匆匆回了家。
回到家后，阿才把在城里听到的争论告诉了父亲，本以为父亲会给他答疑解惑，谁知父亲一听就变了脸色，呵斥道：“那些都是歪理邪说，科举乃是咱们读书人的正途，千百年来都是如此，你莫要被那些新奇玩意儿迷了心智，好好准备你的乡试才是正经事。”
阿才虽然嘴上应着，可心里却依旧放不下这件事，在之后的日子里，他一边继续准备科举，一边开始偷偷打听新式学堂的情况。他听说在一些大城市里，已经开办了好几所新式学堂，里面教的都是些闻所未闻的学问，像什么物理、化学，还有外语呢，而且学堂里培养出来的学生，有的都能去洋务企业里做事，为国家制造枪炮轮船了。
随着天气渐渐转暖，阿才所在的县城里也传来了要开办一所新式学堂的消息，说是官府为了响应洋务派的号召，想培养一些本地的新式人才。这消息一传开，县城里就像炸开了锅一样，大家议论纷纷，有的支持，觉得这是顺应时代潮流；有的则坚决反对，认为这是离经叛道，会带坏了本地的风气。
阿才心里对这新式学堂越发好奇了，他瞒着父亲，偷偷跑去学堂的筹备处打听情况。在那里，他遇到了一位负责招生的先生，先生见阿才一脸诚恳又求知若渴的样子，便热情地给他介绍起学堂的情况来：“咱们这学堂啊，会请一些从国外留学回来的老师，教授各种实用的新知识，像算术、机械这些，以后毕业了，学生可以去工厂、学堂等地做事，为国家的建设出份力呢。”